彷徨的全球金融:拥有史上最高流动性却无法解决发展所需

摘要

对于穷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,金融资本主义将导致它们工资、收入和储蓄承受巨大损失。金融化对于穷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盘赌局,但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为富人解除了后顾之忧

文|沈联涛

在疫病大流行后的世界,华尔街将会如何?金融本应效力于实体经济(服务于普罗大众而非金融寡头),但当美国和全球经济正受困于疫情并陷入衰退时,华尔街的利润却节节攀高。

疫病大流行令当前金融体系之沉疴无处遁形。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称之为“对富人是社会主义,对其他人则为资本主义”。缘何有此一说?

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,旨在到2030年处理好社会不平等、气候变化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等问题,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改革便成了题中之义。出于多种系统性或结构性的原因,为发展而筹资被视为畏途。但此类障碍大多关乎政治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,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理念勃兴,助推了全球化,而全球化又带动对金融、劳动力要素、生产和服务市场的放松管制趋势,以及贸易自由化。全球化使许多国家受益,只是这些利益没有得到公平分配。

伴随金融化和全球化,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全球份额增长,华尔街的惯技也甚嚣尘上。在20世纪60年代,美国企业界进军欧洲和日本,推动创建出“欧洲美元”市场。美国银行走向全球,吸纳来美元存款并放贷给全球银行和企业,获得丰厚利润。

20世纪70年代,美国银行在投资和私人银行业务方面进行了创新。不幸的是,它们毫无节制地向拉丁美洲政府提供贷款,导致80年代的拉丁美洲暴发债务危机。当日本的银行开始加入这场竞争时,美国和欧洲银行就银行监管问题制定了第一份《巴塞尔协议》,确保所有银行公平竞争。而日本银行对国内以及对东南亚银行的超额贷款,助长了1997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。在金融放松管制的这段时期内,金融创新以衍生品(巴菲特称之为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)的形式加剧了杠杆。

所有这些问题,在2007/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骤然显现出来。最具实力的中央银行介入其中,以挽救这套体系。但他们没有惩罚坏人,而是通过货币放水让所有人都脱困了。在庞大的流动性中,利率降至接近零,政府放弃了紧缩政策,财政赤字应声上涨。

结果是更大程度的金融化、财富集中度提高、社会更为不平等、气候恶化,而华尔街则赚得盆满钵满。请注意,在2007-2009年之后,瑞士、德国,英国和欧洲的银行都将投资银行业务拱手让给了美国的几家投资和“全能银行”,例如高盛、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《巴塞尔协议III》监管改革,纳入了系统性银行,但完全未触及非银行金融机构。如今美国顶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资产,甚至超过了中国银行业中实力最强者。

金融化与日益恶化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常被低估。首先,托马斯·皮凯蒂有一句著名论断:只要“r”(私人资本的回报)大于“g”(GDP增长率),不平等就会加剧。金融化在“r”的增长上发挥着关键作用,因为通过杠杆作用,股本回报率会激增。

其次,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所示,在1995年至2018年期间,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产总收入减少了2%,而外部债务的支出却增加了2%,使富裕国家贷款人的利润率实质上达到4%。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市场,这样的利润率在零售层面上同样存在。

第三,资本主义更为珍视资本而非人力,因此,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1990年至2017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,降至52%。公司和金融部门的利润成比例地增加,但其大部分也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服务部门。

简而言之,对于穷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(也即其余国家),金融资本主义将导致它们工资、收入和储蓄承受巨大损失。金融化对于穷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盘赌局,但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为富人解除了后顾之忧。无怪乎不管在穷国还是富国,都爆发了民粹主义抗议。

当前的一片乱局可以概括为:我们拥有全球历史上最高的流动性,却无法为长期发展的需求提供资金,也无法消除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。各国央行在2020年发行了3万亿美元而未给通胀带来冲击,货币或流动性就更不是问题了。监管限制和银行的谨慎态度,意味着它们不想发放长期贷款,不愿承担由此带来的额外风险。不管哪里的穷人都只有哀叹的份儿,就像《古舟子咏》中那位飘零于海上、饥渴难耐的水手所说:“水啊水,到处都是水;却无一滴解我焦渴。”

美元在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;美国是世界其他国家最大债务国,大到不能倒。截至2020年9月,其净负债为14万亿美元,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美元流动性。仅在过去12个月中,这一规模就增长了3万亿美元。由于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65%,占发展中国家所发行国际证券的80%,未来美元的表现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都至关重要。美元的波动,更高的通货膨胀,债务违约或网络崩溃,都可能使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危机。美国主要依靠印刷美元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。仅在2020年,美国公共债务就增加了4.5万亿美元。美联储可以印钞,但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在没有更高风险溢价的情况下,为进一步增长的债务提供资金?

简言之,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与美元纠缠在一起,美元是美国的高度特权,而对全球来说又祸福难料。不对全球金融体系作出重大改革,就无法实现全球复苏,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和配合,实现全球复苏只能是空中楼阁。因此,主动权掌握在拜登政府手里。要恢复美国的经济增长、保持其领导地位,并确保美元未来能继续为美国的结构性债务提供资金,美国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支持,一如世界需要美国。

所以,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日子不会很好过。

(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、香港证监会前主席;翻译:臧博;编辑:袁满)

责任编辑:刘万里 SF0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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